摘要：
“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经合组织）国家也显示出社会支出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也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要想改善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必须用再分配手... “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经合组织）国家也显示出社会支出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也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要想改善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必须用再分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了。”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主办的“财经前沿——2023《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谈及人口负增长时，蔡昉表示，我们的增长能力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那真正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增长缺口。
“当总人口负增长以后，跟需求侧的因素，甚至还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比如日本，长期以来的潜在增长率大概1%，但经常还达不到1%，这个1%和不到1%的实际增长率之间叫增长缺口。”蔡昉解释到。他进一步表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应对疫情之后，复苏经济的时候，正好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变化接续起来，会不会将来出现增长缺口？这是又一个需要考虑的。
蔡昉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结合起来。“消费的复苏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时，需要有短期的措施，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直接消费刺激，比如政府拿出4万亿到真正低收入群体手中。”蔡昉表示。
“长期看，我们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好蛋糕，我们需求侧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常态，因此，长期的制度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的全生命、全民覆盖。”蔡昉指出。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下面有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老师，他带来的题目是“认识和破解消费的问题”，有请。
蔡昉：深度这个词是主持人出的，我也没有说深度，但我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些问题，先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发展阶段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说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既是一个舵，也是一个锚，在一定程度上说，人口是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就是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国家总局的数据告诉我们，去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到负增长，相应的，应该说中国的发展阶段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改变我们思考宏观经济的范式。这个范式的问题，说的有点抽象，其实就是朱民行长说的逻辑变化，我讲完以后总结几个逻辑变化。
第一，需求。过去我们叫三套马车，也可以说三足鼎立。现在从逻辑上要求我们越来越依靠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这个重要的支撑。从三足鼎立到一柱承天，并不是以前真是三足鼎立了，其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架马车不是同等的贡献，外需从来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过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三个需求因素之间有互替性的，外需受到冲击了，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刺激宏观经济投资。到现在这种替代性越来越没有潜力，真正可持续、可支撑的消费因素就是居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要追求过度的替代、过度互补，有可能伤害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因素。大家可以从过去三套车的几个因素对GDP的贡献看到这个趋势。
再就是从生之者寡到食之者寡，生之者寡已经经历了，我们的人口到达峰值以后就是负增长，它带来了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总的结果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导致实际增长率的下降，过去十年我们应对这个东西，很熟悉，而且也有经验，取得了成功。但食之者寡就是指总人口的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早就减少，总人口减少，意味着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的更快，但已经弥补不了供给侧的冲击。从去年开始，总人口的负增长带来的是需求因素的新变化，也就是说需求因素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的制约。
过去十年，我们应对的是供给侧问题，良好的解决了，但今后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即使你有特定的潜在增长能力，但是需求因素可能使你不能满足这个增长能力。我们要看的是下一个范式的变化，就是从增长能力到增长缺口。增长能力指的是潜在增长率，过去十年我们关心的就是潜在增长率，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看上去就是劳动力的短缺，其实它引起了所有生产函数中变量的变化。我们通常是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加上生产率，所有这些因素，都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而发生了变化，我们过去做过剂量，相应的就是潜在生产率的下降。我们已经经历了，已经熟悉了。
但是我们知道，多年以来我们都不知道2022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了，突然开始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我们以前的估算都不算数了，因此，我们的同事根据新的人口数据重新估算了未来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是它的基本走向，两个方案，一种是假设一切照着原来的趋势，仅仅是因为人口走向了负增长，第二种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假设改革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把全要素生产率假设的高一些，当然不是完全假设，是有依据的假设，因此我们有一个中方案，有一个高方案，这就是可能的未来的中国潜在增长能力，能力还不一定是实际增长。
从这两组数据看，即使中方案也不是特别悲观，从2021年到2035年，2035年应该达到人均GDP23000美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按照这个要求，大体上也是可以接近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大改革力度，在重要的领域获得改革红利，可以使未来的增长潜力变成高方案的走向，仍然是支撑实现我们发展目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增长能力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不是制约，当然得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改革力度。真正的制约是什么呢？增长缺口，我给大家加一点概念，朱行长刚才讲了潜在增长率，一个危机之后，未来的长期增长回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但从发达国际角度来说，他们讲的潜在增长率是个趋势增长率，不太区分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但对中国来说，把它区分一下是有意义的，因为对西方发达经济体来说，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就是个稳态，没有什么变化，它应该是这样，后来达不到，不管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平。但对我们来说，人口是在发生变化的，从正变成零，又变成了负，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根本性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现潜在增长率，指供给侧增长能力的部分，一定是长期下降的，这就是下降的可能性。
但是人们后来发现，当总人口负增长以后，跟需求侧的因素，甚至还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比如日本，长期以来的潜在增长率大概1%，但经常还达不到1%，这个1%和不到1%的实际增长率之间叫增长缺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应对疫情之后，复苏经济的时候，正好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变化接续起来，会不会将来出现增长缺口？这是又一个需要考虑的。
再一个，从宏观经济指标到微观基础，我们过去都讲增长率、失业率、市场信心、信心指数等等，这都是宏观经济指标，但如果想知道宏观经济走势为什么是这样，同时也想找到一个可以解决它的办法，应该看它的微观基础，市场主体，包括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是怎么表现的，知道这些以后，政策措施才是对证的，而不是讲几句口号。
刚才许召元部长讲到了失业率，我想扩展一下，蓝色的是我们的调查失业率，怎么看它呢？最好的办法是把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结合起来认识，失业率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性失业（人力资本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的失业）、摩擦性失业（还没找到就业机会的时候处在摩擦状态）、周期失业（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失业）。前两个加起来叫自然失业率，我们过去长期估算的自然失业率大概是4.1%，但随着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非正规化，灵活就业越来越多，农民工越来越多，大学生和各种各类大学生的非灵活就业越来越多，我们计算的是自然失业率是5.1%。在过去三年，我们总体上都还在自然失业率之上，意味着有很持续的周期性失业，长期的周期性失业一定会伤害你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你的收入、你的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储蓄，破坏了你的平衡，它会导致比较长时间的牵制。
许部长还展示了一个青年失业率，定义的年龄是16—24岁，我们过去做过城市劳动力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随着年龄的提高逐渐下降的，而最高点就是16—24岁这个年龄，到底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成本太高，也可能是独生子女受到了家长的溺爱和保护，不管怎么说，这是最高的消费群体，如果这部分人处在不能就业，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也不好，对我们的消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相应的，我们进入到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阶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更加注重做大蛋糕是有意义的，但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不能再分好蛋糕的话，做大蛋糕也就不太容易了。
我用帕尔马指数（不平等指数），帕尔马指数是指收入的最高的10%，去除最低的40%，这里就有它的含义了，从2010年之后，我们的收入差距是整体缩小的，从全国的情况看，收入差距是改善的。但改善到一定程度，意味着初次分配领域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让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是有困难的，因此这个时候呼唤着我们国家有更多的社会性支出进行再分配，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真正要想把收入差距缩小，几乎所有国家都是靠再分配，在初次分配上，任何国家都是在0.4以上。
灰色的是农村的帕尔马指数，它是下降的，还在持续下降，但是程序的帕尔马指数基本上不下降了，而且略有上升，如果看基尼系数，会发现城市的基尼系数这些年是上升的，帕尔马指数比较好解释在于，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10%和40%之比，10%太富。第二，40%有一部分是中等收入群体，说明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够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太低。再有一个，我们未来城市是不断扩大的，城镇人口也不断扩大，但这里头有一部分人口可能构成那40%低收入，就是进城农民工，还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对待的农民工。我们看明白了这个图，也就知道了它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我们相应的提出了，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国家也显示出社会支出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也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要想改善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必须用再分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了。
最后，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过去有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导致所有的经济增长变量都是有利的，因此潜在增长率非常高，实际增长率也非常高，从2010年之后，这个在消失，从去年开始，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可以说人口红利应该是没了。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有庞大的人口，14亿多，我们说人口带来挑战的时候，应该讲的是人口的增量变化，过去是增，现在是减，这个很重要，符号都变了。
你说14亿也好，说9亿劳动年龄人口也好，是有意义的，潜力就在这里。我们也算了一下，居民消费率，也就是我们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让你的人口占比和消费占比是一样的，我们人口占比占世界18%，消费是12%点多，如果都是18%的情况下，可以增加我们居民总支出39%，这个增量大于日本的总消费，大于德国的总消费、英国的总消费和印度的总消费，总量是我们的机遇，但不能因为总量大就变成了不关心、不在乎我们增量的挑战。
最后，我把前面讲的范式变化做一个总结，一般到这个阶段说几个政策性的话语，提个建议，我想建议都在中央文件中写的非常清楚，政府工作报告也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是想强调一下它的重要性、针对性。
范式转换总结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分析中，宏观经济认识的时候，第一，要把宏观和微观进行更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把我们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过去三年我们就业不充分，收入增长不稳定，增长不够快，带来的因素会影响到长期的变化，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复苏，因此宏观微观要结合起来。
第二，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结合起来。过去我们更多讲供给侧，需求侧也讲管理，但把它看成是短期的解决周期问题的手段，但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也有需求侧的影响。比如朱行长讲到了，过去西方国家长期停滞，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将来也可能会出现低通胀、低利率不存在了。但如果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老龄化本身，人口负增长本身，也有可能使得你的通胀上不去，利率上不去，进入到过于宽松的状态，但债务还在积累，比如中国，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周期现象，是比较长期的增长现象，所以说长期短期也要结合起来。供给、需求也要结合起来。
长期短期的结合是指，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居民在过去几年收入没有得到很好的增长，因此消费的复苏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这时候需要有短期的措施，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直接消费刺激，比如4万亿送到居民手里，为什么说4万亿呢？
第一，大家记得当年我们4万亿是管用的，但是用在投资领域。现在有人估计，过去三年因疫情我们额外储蓄的就达到了4万亿，因为我们储蓄的水平分布不均，集中在少数高收入群体，因此不能指望这4万亿自己回到市场上报复性消费、补偿性消费，这就需要政府出这个4万亿到真正低收入群体手中。长期看，我们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好蛋糕，我们需求侧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常态，因此，长期的制度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的全生命、全民覆盖。
最后一个，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靠总量的增长带动结构的调整，但我们的总量越来越微弱，人口总量是负的，经济增长量下了一个台阶，大家有些悲观，比如人口负增长了，从需求侧会不会对住房有冲击，人口负增长了，从供给侧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是很多国家预测的，我们将来经济增长会疲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反过来说，现在我们到了用结构支撑总量，从需求侧的因素，我们还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住房水平，从过去一人两三米的水平改善到更加体面的住房水平，还有新型的市民进到城市来，也要解决他的住房，因此这个潜力也是巨大的。中国的城镇化，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0%多，距离一个高收入国家80%的水平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些都是我们住房需求的巨大潜力。劳动力更是如此，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只有3%，我们是23%，有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转出来进入到非农领域，结构的变化未来是我们总量的补充和总量的驱动力。
这是我的总结，谢谢！
张燕冬（主持人）：谢谢蔡昉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我想朱民老师可能想问问题。
朱民：把球踢到我这儿来了，我在很认真的记笔记，每次听蔡昉讲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刚才讲到如果人口变成负增长后，也许通胀上不去，货币还要宽松，就是日本模式了，你觉得我们进入日本模式的概率大吗？
蔡昉：现在没法算这个命，但我觉得至少在金融危机这些年里，不仅日本走了这种量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之路，西方相当多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日本化的倾向。其实在新冠肺炎刚刚开始的时候，莱瑞萨默斯说我们距离日本一步之遥，但后来发生了变化，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会认为，造成高通胀率的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是产业链的迫切，因为疫情影响，特别是中国有一段时间疫情影响比较大，这些因素都会过去的，其他因素会怎么样，它和老龄化需求侧的疲软趋势相互之间的博弈到底有多强？确实我们不敢说，但是日本到今天也没有像欧美一样大幅度提息，也没有那么高的通货膨胀率，说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还是有自身逻辑的。
张燕冬（主持人）：非常感谢蔡老师，对消费问题的深层次分析，他说范式变了，我在想学者的建议、分析，怎么样才能进入到政策里，成为真正的政策执行，因为这部分我们已经呼吁了很久，在实践上的突破总是很难，比如刚才有一张表，从2010年开始咱们收入分配的改善已经放缓了，为什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原因？
蔡昉：我在这儿讲的逻辑，我原来说了一个概念，叫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一个改革，从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因此工资上涨，我判断2004年开始，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加剧，相应的这段时期是在初次分配领域，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好机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它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逐渐认识到，现在讲共同富裕，定的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有一些相应的目标，即使我们没列出来基尼系数达到多少，但我们心里应该说明显改善收入分配。而明显改善的逻辑，大家都知道，0.4，能不能降到0.4，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做到，因此下一步我们自然就会用加大再分配力度。
张燕冬（主持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可能二次分配放到议事日程。
蔡昉：二次分配，不仅仅是抽肥补瘦，更重要的是，我们老龄化来的特别块的情况下，真正把老年人用至少最低的标准覆盖起来，应该是更加普惠性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些都会改善收入分配，同时也能够把我们长期覆盖率不高，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得到解决。
张燕冬（主持人）：谢谢蔡老师。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老师，他讲一讲我们在金融方面需要防范的问题，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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