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 亓宁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和相关实践、理念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涌现出多种挑战，各国在对ESG投资的态... 作者： 亓宁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和相关实践、理念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涌现出多种挑战，各国在对ESG投资的态度和模式选择方向上有所分化。
9月23日，丝路基金董事长朱隽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当前各国推动ESG投资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式。多位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和欧洲的ESG投资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型，美国则更多采用自下而上型。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理事、中国证监会原首席会计师张为国认为，各国采取不同的ESG投资模式是基于不同的国情，但关键是要定位清楚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他认为，中国在ESG投资国际经验本土化借鉴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培育更多机构投资者，开放式的公募基金难以处理好ESG投资长期受益与短期收益、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
ESG投资的多路径讨论
具体来看，所谓自上而下的ESG投资模式，一种是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如产业补贴、碳税，或者货币等金融政策来引导资金投入可持续投资的领域，另一种是通过制定各类信息披露标准，提高企业违反ESG投资的成本，即所谓“胡萝卜+大棒”的政策。
自下而上则是由政府主导，依据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ESG项目投资，政策引导比较少。
从各国实践来看，据朱隽观察，美国大多数时期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模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会拿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更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
那么，两种模式哪种更优？“纯粹由市场主导的ESG投资模式，实践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企业会因为ESG投资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回报不太稳定、技术不成熟而动力不足。”朱隽称，目前在ESG投资领域有资金过度集中的情况，比如资金更愿意进入新能源基础设施和交通等领域，尚处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工业、建筑领域的减碳绿色解决方案等资金投入不够。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就非常必要。
“一方面，由政府负责制定ESG投资的分类标准，提出信息披露的要求，并负责实施监管；另一方面，市场机构包括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团体要主动作为，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包括撬动社会资源）推动ESG投资。”朱隽建议。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如何平衡？如何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同时避免政府不作为？张为国认为，美国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有其国情特殊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定位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企业能做什么。
“公共工程主要还是靠政府，”张为国认为，在ESG、碳减排领域，没有激励肯定不行，而且政府在基础研究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反过来，市场毕竟是引擎，能够让市场做的就应该让市场做。”
“但是从去年开始，美国通过发布IRA（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是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支持本国光伏和氢能等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朱隽认为，这也表明各国政府在转型引导方面出现了比较类似的政策态势。
不过，随着地缘政治问题复杂化，能源供需矛盾出现较大冲突，这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对ESG投资态度发生较大转变，甚至出现了“反ESG”现象。
中国ESG投资缺乏长期机构投资者
在法兴集团管理委员、法兴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贝希丽（Cécile Bartenieff）看来，ESG投资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本土化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分类标准不统一，这是亟须改善的问题。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已经从中国和欧盟之间看到了改善趋势。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投资回报与动力。“包括中国在内，在ESG或可持续发展的大议题上，最难处理的就是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张为国指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在于，培育机构投资者较为困难，但也“很难让股民们为了长期利益投资”。
“很难说我们的公募基金是机构投资者，因为公募基金都是开放式的，如果业绩不好，投资者就赎回了。据我所知，公募基金现在投的ESG项目普遍都不那么成功，甚至有人说都是亏的。”张为国指出，要处理好上述两大矛盾，需要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外部性量化到投资标的价值中，但很难做到。
方正证券研报显示，ESG基金整体长期收益较高，但短期收益并不理想。具体来看，纯ESG主题基金、ESG策略基金、环境保护主题基金、社会责任主题基金和公司治理主题基金，近5年收益率普遍在60%以上，近3年收益率最高为17.29%、最低为5.33%，近1年收益率则普遍为负值，且最大回撤和年化波动率甚至高于沪深300和中证500。
“大家只是靠社会责任感、靠企业价值来做（ESG投资）是靠不住的，还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好，”香港金融协会副主席孙明春也指出，“可能有一些外部性也不见得能够量化、内部化，这些需要政府在产权界定上做一些事情。”
孙明春认为，政府对碳排放界定产权并明确配额要求，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有了产权界定和严格的配额要求，相当于给市场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并能够在碳市场上顺利交易，从而实现可持续。
关于如何学习ESG投资的国际经验并保持中国特色，张为国认为，首先要确定什么样的ESG投资应该由什么样的资金来做，比如有些是通过权益资金，有些则通过债务资金，要避免“一哄而上”。
其次是解决长期性问题，即培育机构投资者。除公募基金缺少机构投资者特征外，张为国认为，社保基金还存在保值增值的压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完善个人养老保险制度解决长期资金来源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张为国也提到，我国要继续加快ESG标准化建设，同时面对贸易保护主义，还要加强国际沟通。
他认为，中国在基础设置建设以及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发展优势明显，后续应该更加重视，利用本国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后发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