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德国经济衰退固然缘于一系列的外部冲击，而其病灶仍根植于其自身，主要有三个方面。 9月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7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11.... 德国经济衰退固然缘于一系列的外部冲击，而其病灶仍根植于其自身，主要有三个方面。
9月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7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11.7%，为2020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具体来看，7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9.7%，国外新订单环比下降12.9%，其中来自欧元区的下降24.4%，来自欧元区以外的下降4.1%。此外，联邦统计局将6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增幅从7.0%调整为7.6%。同日，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表声明称，工业新订单数据波动剧烈，鉴于商业环境黯淡和全球经济疲软，仍无法判断德国工业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德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挣扎，经济困难不是什么秘密，近期持续复苏的前景黯淡。预计德国经济2023年将收缩约0.5%，明年仍将衰退。
过往辉煌与现实挑战
自欧洲统一以来，德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工业强国，而被称为欧洲的经济核心。德国强大的工业基础是其经济繁荣背后的关键驱动力之一。2020年，英国甚至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为《为什么德国人做得更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德国GDP达到4.26万亿美元，约3.8万亿欧元，人均GDP冠于欧陆。德国每年对外出口价值近1.4万亿美元的制成品，技术创新是德国经济实力的强大驱动力。德国素有科学传统与强大的教育体系，所获诺贝尔奖数仅次于美英两国，强大的中小企业更是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
然而，当前在欧元区中遭遇到最大困难的正是德国经济。
外需下滑并不足，本土德企也没能生产足够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跟上需求的变化；能源转型遭遇梗阻，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物价上涨过快，且利率环境恶化，流动性收紧。不少问题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发生，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尤其是俄乌冲突带来的经济制裁战，使得能源危机与既有的结构性问题并发，加之过去十年不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及“红绿灯”联合政府内不间断的政治争端，德国民众的选择将单纯的经济问题复杂化，乃至越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德国经济面临哪些日趋严峻的挑战呢？主要看来，有以下几项：
其一，全球经济放缓，外需下降。作为主要出口国，德国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主要经济体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对德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一些市场对德国商品的不确定性和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内国家的产品开始与德国本土产品竞争，并取得实绩。这也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德国制造业的外移，而且这一趋势并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其二，欧元区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及其成员国内部的潜在结构性问题，拖累了德国经济。主要有二：首先，银行陷入困境。德国银行可能重大损失，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财政被迫紧缩。作为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陷入困境国家的一揽子救助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与贡献者，德国预算负担加重了。同时，为应对危机，欧元区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对德国出口需求的减少。
其三，能源转型受阻。德国在实现能源多样化的结构改革方面实绩不彰，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严重依赖局面没有得到缓解，其经济和能源安全体系是脆弱而不足以应对外部挑战的，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加入到对俄能源的制裁战中去，不仅油价过高，且事实上放弃或丧失了管线天然气供应的来源。这恶化了诸如汽车、金属、玻璃、化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在提升清洁能源方面，因动作过缓而更加依赖于相关进口。
其四，新冠疫情重击德国经济。企业关闭、消费与投资下降，相关产业严重萎缩，供应链中断，劳动减少，外需下降。
其五，英国脱欧，随后引入海关壁垒，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大病灶
德国经济衰退固然缘于一系列的外部冲击，而其病灶仍根植于其自身，大体来说，主要有三：
第一，人口老化，缺乏熟练工人。
影响德国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熟练工人的短缺。德国几乎到处都缺乏熟练工人，包括IT专家、司机、护士，甚至美发师。据联邦劳工局称，劳动力短缺危机影响了六分之一的职业。德国技术工人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最近的调查显示，由于人员配备不足问题，每年给德国经济造成高达1210亿美元的损失，50%的德国公司因此削减了产量。
在德国，伴随着历史上较低的出生率，预期寿命延长通常导致其活跃劳动力自然下降。超过700万工人将在未来12年内退休，这将加剧现有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使德国经济损失近1000亿欧元的经济产出，它威胁着关键项目，如过渡到碳中和时代，这需要熟练的工人。德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有的五个超级老龄社会之一，到2050年，预计65岁及以上者将占德国人口总数的近1/3。
多年来，德国的保守势力一直不愿直面这个迫在眉睫的劳动力危机问题，因其涉及是否以及如何接受移民的问题。关于政府应承诺的养老金保障水平，也出现了问题，设定有保障的养老金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虽未演化为类似法国黄马甲抗议运动，但仍遭受普遍的抵制。尽管增加移民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解决方案，且为迫切需要，但是德国目前没能吸引足够的移民工人。
建立网络、提供语言和技能培训以及简化移民过程是关键步骤，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所有政府机构共同努力，以确保德国未来的劳动力需求得到满足。鉴于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现实中政府部门的有限举措，随之而来的德国劳动力供给减少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能源跛脚，产业崩溃。
以工程实力和经济实力著称的德国现在正处于危机的边缘。德国工会负责人警告说，整个行业将崩溃。当前，德国建筑商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天然气短缺，铝、玻璃和化学品等行业或将永久性地消退。由于缺乏足够的天然气来源支撑，不仅一些主要行业将遭受厄运，还将扰乱经济与就业。更糟糕的是，这种能源混乱正在使价格飙升，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也在攀升，对家庭和企业来说，都是双重打击。
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其曾经强大的汽车行业正在萎缩。德国中小企业协会报告称，公司正在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国外，而高能源价格威胁着化学工业。一项研究表明，这可能会使德国损失1200亿欧元和130万个工作岗位。
过去9个月，德国能源公司已向印度石油供应商采购原材料4.51亿欧元。据统计机构称，去年同期，德国企业购买石油产品的价格仅为3700万欧元。
既然对德国经济而言，俄能源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德产业经济因能源问题而遭遇崩溃的困境也只能从德国内部来找原因。事实上，德国在清洁能源、通信，以及电动车产业等方面已经大幅度落后于中国同行，且国有产业优势也正在流失。
第三，改革乏力。
德国的经济困境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遭受长期忽视的结果。当企业家与实业者被误导而陷入斗争政策时，政客们却玩弄政治。形势如此严峻，德国迫切需要改革，而非空洞的承诺。
官僚主义是德国改革的最大障碍与重大挑战，是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调查显示，企业对行政低效、法规冲突、审批流程重叠，以及复杂的合规要求，感到格外沮丧。通常以敏捷和创造力而闻名的企业家发现自己陷入了监管、冗余程序和不一致政策的迷宫中。因为法规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部分企业家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过度监管和不明确的监管环境导致了企业主的不确定性和挫折感。比如，在德国创办一家新公司需要120多天，而意大利或希腊只有40天。德国60%的化学公司认为昂贵的官僚主义是最大的拦路虎，比其他障碍更能影响公司运营。
这些官僚主义挑战不仅造成了挫折，还极大地限制了创业精神。这对于在当今全球商业格局中推动创新和竞争力至关重要。解决官僚主义低效率问题对于德国保持其作为开展业务场所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吸引力至关重要。 然而，德国的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新鲜，多届联合政府均承诺解决之而未果，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新的途径。
简化行政流程和拥抱数字化是减轻企业官僚负担的关键步骤。行政管理的数字化可以为公司及商业竞争提供巨大的潜能。
德国虽以技术进步闻名，然而其缓慢的数字化转轨产生了负面经济影响，与其他欧盟经济体相比，该国落后于数字化大势。不得不指出的是，欧盟委员会在数字能力方面将芬兰、丹麦和荷兰排在前三名，德国远远落后，处于第13位，仅略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德国仍严重依赖文案文书操作，其大部分官僚机构根本没有实现数字化，也跟不上数字创新步伐，这令该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