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阶段,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强调,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
11月6日,以“洞察消费新趋势 激发消费新潜能”为主题的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黄奇帆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消费有五个基础性、结构性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既具有世界级巨大的消费发展规模,也具有未来很大的潜力、发挥的余地,但同时,现实中的债务比较重,医疗教育支出比较大,也抑制了消费。
我国消费结构的五个基础性特点,一是中国人均GDP在2021年赶上和超过了全球人均(水平),这是对全球消费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二是,在中国14亿人口中,中高等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口,这是中国消费的主力军,在全球消费范围内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非常重要的存在。
第三,中国城乡差距还比较大,区域差距还比较大,贫富差距也还比较大。黄奇帆表示,缩小三大差距,是中国未来共同富裕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也是中国未来消费潜力巨大发展的基础所在。
第四,中国老百姓房地产方面消费产生的负债较高。黄奇帆表示,根据有关智库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达到137.9%,高于美国的90%,也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的130%。同时,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部分相当于收入的15%,美国是7.8%,欧洲一般在8%-9%。所以,由于房地产消费带来的高负债,使得中国家庭用于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第五,中国居民的教育、医疗方面支出也比较高,会约束其他方面的各种消费。
怎样支持扩大消费,更好启动内循环的消费需求?
黄奇帆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中,在以外循环为主体的时候,中国经济由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拉动,三者分别占到GDP比重的30%、40%、30%,形成“三四三”的结构。但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时候,消费拉动将成为三驾马车的主动力。“今后消费拉动应该占GDP拉动力的50%左右,投资占比降到30%,出口降到20%,形成五三二的结构。”黄奇帆说。
基于此,要做大做强做好中国消费,黄奇帆提出了进一步激励消费新潜能的六条主要措施。
第一,增加老百姓的收入。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3%,大体在52万亿元人民币。黄奇帆认为,按照内循环为主体的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至少应该占GDP的52%。如果在现在比重的基础上增加10个百分点,以2022年中国GDP规模1210207亿元来计算的话,就应该增加12万亿元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如果十几年以后GDP翻番变成250万亿元,就额外增加了25万亿元的可支配收入给老百姓消费。
黄奇帆表示,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0%,所以要增加拿工资收入的人群,增加在企事业就业的人群,使现在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翻一番,变成7亿、8亿人,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半变成3亿,实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资产投资性收入。这部分目前占比只有个位数,比较低。
第二,要增加汽车消费。中国汽车产业在2009年达到1800万辆车,成了世界第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到2017年的8年里,又从1800万辆车增加到2700万辆车。但最近5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售没有增加。
“我们已经连续5年没有增长,是到了极限,没有增长空间了,还是有关激励措施不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黄奇帆说。
黄奇帆表示,在全世界目前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大约在40%,发达国家在60%,中国已经超过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基点,但现在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21%,离40%距离甚远。如果达到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的状态,中国的汽车产量从现在的2600、2700万辆,增加50%到4000万辆是可以的。
第三,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结构性的调整,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黄奇帆说,房价、地价、售量跌40%、50%,形成暴跌的趋势,这不可以。一定要采取措施,实现软着陆。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现在城市还存在的城中村、危旧房、棚屋区进一步进行结构性、局部性的改造。另一方面,利用现在处于房价低迷的过程中,与其政府拿钱征地动迁造保障房,不如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卖不掉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使中国城市今后至少有30%的居民是住在保障房、公租房或者各种人才房,这样使得各种相对低收入,或者刚刚工作的、农村进城市落户就业的群体能住在保障房里。这些保障房的支出、租金,大体等于住保障房居民年收入的1/6,使得住在保障房的人群,或者城市住房人群的消费不会受到房地产按揭贷款、租金压力等各方面的约束。
第四,进一步加强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使得老百姓能够减少教育、卫生公共服务中的支出。
黄奇帆认为,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是逐步减少的过程,现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压力会趋势性的减缓,各种优质的小学、幼儿园,优质的初中、高中都会更多的、充分的供应,甚至出现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中国教育、卫生方面的费用支出,各种额外的支出都会相应下降。
第五,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年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不到3%,黄奇帆表示,怎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10%,是应该考虑的基本面。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中,除了房产是一种财产性收入外,很重要的今后就是资本市场怎样健康的发展。
黄奇帆表示,逻辑上讲一个合理的资本市场规模应该超出这个国家GDP的20%左右,中国现在120万亿元的GDP,资本市场是80万亿元的体量,还有1/3的发展空间。如果到2035年GDP翻一番,资本市场按照120%健康充分发育,应该达到300万亿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上市公司融资会得到充分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在资本市场里理财,会得到比较公平、合理、安全的保障。
比如,黄奇帆说,全国性的公积金现在有25万亿元,除了5万亿元发挥了贷款买房的作用外,还有20万亿元只是存在银行里进行基础性的保值,没有任何投资。今后这一块如果转向企业年金,跟着资本市场转的话,一个人交公积金从20几岁到60岁,一共交了30万,这30万理财应该可以翻一番变60万。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搞好了不仅是对国民经济、上市公司、独角兽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性资本市场,是中国老百姓增加家庭财产收入的重要方面。
第六,应该消除经济政策中、调控中的各种抑制消费,由政府管住贷款或者管住各种消费通道的措施。
黄奇帆表示,过去中国老百姓出去旅游,每年会从海外带回1500亿美元左右的各种消费品、奢侈品或中高档的商品。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国内开了大量的免税商店,商务部和海关也降低了各种奢侈品或中高档商品进口的关税,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5%降到了7%,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市场。这也带动了70多个奢侈品行业协会做出了三个决定:一,新产品第一时间在中国、欧美同步销售;二,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奢侈品公司,从原来的第三级公司变成直属于总公司的二级公司;三,取消了中国市场的非关税贸易差价。
黄奇帆表示,我国进行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调整繁荣了国内的消费市场,同时又让老百姓分享了世界各种高档商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政策调整,最终可将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