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专题：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 《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于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出席并演讲。... 专题：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
《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于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出席并演讲。
“上午刚到贵宾室，波明总（王波明）就问，明年增长的动能到底靠什么，我想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江小涓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回到过去四十年，每一个阶段都能找到那么几个行业，产业链特别长、规模非常大、以它的带动作用使经济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阶段，目前往下走，我们还看不出这种路径清晰的方向。我的理解，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它是一个各行各业都要加力的泛载新动能来带动的经济增长”。
江小涓说，企业产业的内在动能、改革带来的动能、政策带来的动能等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最重要的动力，但明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加力量”的新的动能——“我希望，明年‘开放’能够有一点非常态的动能释放”
江小涓指出，当前，开放面临着新的机遇期。
第一，我国坚持开放，努力推动全球化。“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多次强调高水平的开放”，“如果数字数的话，‘开放’是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一部分”，她说
第二，全球化在曲折中依然在向前。“三年疫情中间，货物运不了，人员流动阻滞，全球化凭什么再向前进呢？数字技术在提供新的动能”，江小涓说，疫情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所代表的全球分工体系‘降中回升’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数字化在中间表现得非常亮眼。
跨国公司指数是全球分工指数，从2018年开始出现下降，江小涓认为，不完全归于疫情，有全球分工到了边界点的因素。从数据上看，跨国公司仍然是海外的分工、海外的资产、海外的销售和海外的雇员占了60%以上，看不出来特别明确的缩回本土的趋势，从跨国指数来讲还是可以看出来全球化依然在蓬勃地发展。
明明有很多全球化阻滞现象，但为何全球化依然在发展呢？江小涓指出，主要是来着数字技术的贡献。
江小涓说，从全球前100强跨国公司的资产、销售等数据来看，几乎看不疫情的影响，这是因为数字领域、网络领域的发展，使得距离带来的阻滞反应是比较弱的。
“即使不考虑疫情的影响，数字驱动的服务贸易已经占了服务贸易的一半”，她说，一定要认识到从大势看、从全局看，全球化依然在发展，全球分工体系依然是存在和回升加强的，数字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三，谈到外商投资环境时，江小涓坦言，最近几年外资逐渐有一些转移，包括国内企业也有一些海外投资。但其认为，除了最近两三年有地缘政治、全球安全问题的考虑之外，这种现象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是因为企业竞争后的选择，二是我国产业总体上产能过剩比较突出，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盈利能力等原因，选择离开，这是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离开的原因。“只是它自己不说，不好意思说我打不赢了我走，我这是主动的战略布局调整，它这么来讲它的选项”。
“当然，这两年肯定有‘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的客户需要我在海外有供应基地，我才愿意向你进货等等’，这些因素都有，但是不一定把所有外资调整的变化都归为一个非常短期因素的影响，这不符合”，江小涓强调，要相信产业链的规律，靠近市场、靠近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永远是跨国公司的选项。
“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之后，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外资继续大规模向外转移的趋势总体上有一点延缓，稳下来。而且有些公司讲得很好，到国外去试了之后，觉得还是在中国最有竞争力”，她透露。
“这么多大型跨国公司3月份以后非常密集地在访华，如果不是寻求合作而是寻求对抗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发力”，江小涓说，一定要看到现在我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处在中高端的经济体，市场竞争、进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
“跨国公司的投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制造业已经全部放开，我们不断地在用缩小负面清单的方式在开放中国的市场，敢于进来的都是英雄，中国的制造业真的非常有竞争力”，江小涓说。
在江小涓看来，当前我国产业链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外与国外企业是“互补合作”——你生产高端制造业机器设备，我生产中端的产品，不打架。比如，合作生产一辆汽车，外国企业可以生产发动机、变速箱，中国企业可以生产轮胎、橡胶、车底，双方共同在垂直分工体系下制造产品，相互加持。
但这样的时代很快过去了。2016年之后，我国企业和很多跨国公司就处在同一类产品上的竞争，当全球市场规模给定的时候，无非就是“你多我少”，而不是相互加持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江小涓指出，跨国公司的两面性将会永远存在，“以前它没有竞争对手，来了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经营状态下时，一定会替中国说话。现在，它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市场，一方面又希望不要存在强大的竞争对手”。
江小涓提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非常重要，“以前我们是没有选项，只能加入到别人的链条中。现在我们有些产业也缺乏选项，但是大部分产业是有选项的，既可以在全球分工中做这个产品，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拿回来我自己做，这个选项在很多产业中存在”。
不过，她也强调，在当前的产业全球化格局下，全部自己做不是最优选项，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应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的利益。
她说，如果国际环境不好，我们自己就要向某一方多走一点。所以，自主创新、技术分工要统筹安全和效率。
“当下对中国来讲有特殊的不利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我们现在想要的技术都是别人最顶级的技术。另外，非经济的因素，非经济的障碍，不合理的打压，技术引进的难度也在加大”，她说。
江小涓说，在关键的卡脖子技术集中攻关方面，我们要向安全领域多迈一步。但企业也要多利用国外的技术，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产业能力，这样的安全性才是真实地在加强。“如果安全性考虑得更多一点，整体产业自主能力加强一点，我们和别人谈判的能力也会加强”。
“我们是一个技术出口大国，一定不要想象全球化都是我们进口别人的技术，中国技术占领海外市场已经和进口是相当的状态了”，江小涓介绍说。
江小涓最后强调，开源开放是全球科技合作推动发展的新形态。“科学合作在这个时代变成一个必然趋势，所有领域的主流软件都是开源的”，她说，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领先者是闭源的，但是除了一两个头部之外，后继者可能还要采用开源的模式。
“由于有了开源，闭源体系的使用价格在下降。随着数字技术、智能技术，随着新科技对投入算力、算法、数据海量的需求，根本不可能做成一个自己闭环的体系来和全球竞争”，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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