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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下梢天津卫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天津市区仅解放北路一条街就坐落着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
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天津依然没有一个跨区域的银行，在1986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之时，天津市政府就向中央提出，希望恢复1917年开业的、总行设于天津的金城银行，改名为滨海银行。
但并未得到回应。
此后两三年间，国内先后有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以及福建兴业银行获准开业。
到了198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初步批准滨海银行与港澳投资商合作，不过很快又被搁置。而在随后的1992年到1995年3年间，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队伍继续扩大，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以及民生银行相继成立。
1996年后，国务院对银行业实行审慎准入。此后直到2004年的8年间，国内没有再批准设立任何一家新银行。
天津再次将成立滨海银行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02年初，天津市政府意识到，上海浦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以上海浦发银行为龙头的发达的金融业所带来的充沛资金。
鉴于此，天津也提出希望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成立一家地区发展银行。
最初的方案是成立“滨海发展银行”，在开发区内建立一个股份制银行以满足开发区内企业需求。有必要在如此之小的范围内设立新银行吗？方案一出，遭到各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也未对此明确表态，滨海发展银行的动议再次被搁置起来。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曾在某一场合直截了当地问天津市有关领导，天津想搞的这家银行有什么特色？如果没有特色，那与其它银行的天津分行有什么区别？而后几经定夺，渤海银行被定位于利用民营资本、为民营资本服务。
直到2003年10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半年后，渤海银行终于获国务院批准进行筹备。2004年12月30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文至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渤海银行的筹建申请。
不过，对于渤海银行的股东结构，银监会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即地方财政不能控股。
在地方财政不入股的情况下，天津市将如何把渤海银行打造成天津经济的一条新的“供血”渠道成为了一个艰难的课题。
尽管银监会不允许地方政府参股，但渤海银行仍然需要政府信誉作为保证，只不过会选择特别的入股方式。最终渤海银行给出了一份完美的答案，由天津市政府的“影子”泰达控股来出资完成。
在经过一系列的措施后，渤海银行也赶在元旦节前宣布正式成立。2005年12月31日，总行地址位置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的渤海银行正式挂牌。渤海银行的成立，也成为1996 年以来获准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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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刚成立的渤海银行，就流传许多关于股权与人事问题的传言，因此也注定会面临一场狂风暴雨。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渤海银行的人事问题的确经历了波折，首批高层团队在任职刚满3年之际，几乎整体大换血，上至董事长、行长，下至部门总经理都有所涉及，其中有部分人离职原因不明。
经历了这场人事变动，渤海银行也付出一定代价，在新高管团队履新的第一年，资本充足率明显下滑，直逼10%的监管红线。
据渤海银行年报数据显示，2008年该行资本充足率13.24%。到了2009年末，该指标下滑至10.21%，勉强达标。
在经营方面，2010年渤海银行因房贷违规，成为遭监管的反面典型。北京银监局在调查中发现，渤海银行存在放贷违规行为，首付比例低于4成，利率亦打折扣，基于此，渤海银行北京分行房贷业务在2010年3月被全面叫停。
面对充足率吃紧的窘境，渤海银行曾在2009年进行过一次配股用来补充资本，次年10月，又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10亿元次级债。但截止到2010年末，其资本充足率仅为10.79%。
显而易见，渤海银行迫切需要打开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渠道，上市成为唯一的选择。
然而，其在成立之初的一项曾引以为豪的银行业首创却成为日后上市的拦路虎。
它就是2005年创立之初的“渤海银行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当时有近200位自然人通过此信托计划间接成为渤海银行的股东。
不少投资者为此突击卖掉股票甚至房产，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比不上押宝渤海银行的未来。
但2011年3月的一纸信函粉碎了所有期待。
3月1日，渤海银行致函天津信托称：“现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文件，贵公司不参与我行本次增资扩股工作，请贵公司据此做好此次增资缴款的善后工作”。
3日后，天津信托正式向受益人发布信托管理报告，称据渤海银行的前述通知，委托人2010年10月提交的《渤海银行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承诺书》失效，本次增资缴款终止。
收到突然变卦的配股方案，受益人情绪激动集体表示不满，但事态的发展远远不止于此。
3月14日，针对信托股东已持有的股份，渤海银行和天津信托抛出转让方案，称3月9日收到某企业收购意向书，受益人可选择同意将股权以最低每股5元的价格对外拍卖，或继续由信托代持股权，但不能再参与配股。
表决意见表随后寄到受益人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看似有可以选择的两条路，抉择起来依然相当困难。
如若“同意”，意味着选择卖掉有上市愿景的股权。渤海银行刚刚成立不久，苦守的6年都在投入期，高增长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样快速发展的成长期退出，谁都会心有不甘。
但若选择不同意，面前的道路就更加看不清方向。不能参与配股，股权虽得以保留但将被强行稀释。由信托计划代持，未来身份如何认定，谁都不得而知。
两难面前，大多数受益人表态坚持要求恢复信托股东的配股权利，他们联合致函天津信托和渤海银行，表达对于配股资格被取消的不满。
2017年12月，随着银监会发布公告，同意“泛海系”旗下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天津信托通过信托计划所持有的的渤海银行约8.06亿股股份，而将这场争斗画上句号，渤海银行才得以走上IPO的正轨。
2020年7月16日，渤海银行在总部天津通过网络连线方式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0年以来首家上市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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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酒家何处有
上市也成为了渤海银行的巅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渤海银行总营收达到324.92亿元的高点，此后连续两年下滑，2021年、2022年下滑幅度分别为15.67%、15.39%；净利润在2021年达到高点86.3亿元后开始下滑，2022年下滑幅度为29.23%。
2023年，对于渤海银行来说更是苦恼的一年。
今年3月28日，渤海银行因擅自划拨预售资金，一度被湖南省住建厅“拉黑”。
根据2023年上半年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上半年，该行总资产规模达1.6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87%；实现营业收入130.83亿元，同比下降3.03%，净利润40.99亿元，同比下降6.91%。
其中，截至今年6月30日，渤海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5.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4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4%，较上年末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44.42%，较上年末下降6.53个百分点。
不良率在一众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二。
从各行业不良贷款率看，该行上半年房地产业不良率为3.1%，较2022年末的2.87%，增加0.23个百分点。
在房地产不良率上升的背后，是渤海银行追债恒大等案件。
天眼查信息显示，截至今年4月，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与恒大地产相关联的案件数高达177起，该行大连分行、郑州分行、长沙分行与恒大涉诉案件数量分别为40次、21次、13次，仅这四家分行与恒大地产的涉诉案件已达251件，涉诉案由大多与票据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相关。
除了恒大带来的烦恼，渤海银行的不良率还与国美及已暴雷的忠旺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截至2022年国美的有息负债合计280.56亿元，来自超过20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第一大债权人为渤海银行，风险敞口高达70余亿元。
渤海银行与辽宁忠旺集团的合作更要早，最早始于2008年。2019年7月底，在市场上传出忠旺集团资金链紧张的同时，渤海银行与忠旺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渤海银行将在银企直联、债券承销、债券投资、托管业务、代客类衍生产品等方面与企业展开合作。
除了经营方面的烦恼，渤海银行在内控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焦虑，2023年上半年，渤海银行因内控问题领到两张总计4216万元的罚单。
渤海银行投诉量环比增长居股份行之首，较上年同期相比，该行投诉量增长居前三。从单位被投诉量来看，渤海银行平均每千万客户投诉量，以及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的环比增速也位居股份制银行首位。
对于“年轻”的渤海银行来说，今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执掌渤海银行长达8年之久的李伏安也在今年退休，在其任内，成功处置了历史遗留的信托问题，并带领渤海银行成功上市。
然而，近年来的渤海银行却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在数字科技化转型等新应用方面却明显落后于其他银行，当一家银行中的大部分人都围绕着存贷资金池想方设法谋利，而不搞业务创新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资金掮客。
这可能就是渤海银行屡遭重罚的原因，表面上看这是由内控缺失造成的，实际更可能是业务生态的副作用。
李伏安的接任者王锦虹，是渤海银行“三朝元老”，自2006年成立之时便加入渤海银行，1971年出生的他，拥有更年轻的活力，对渤海银行的了解也更为深入。
除高层外，渤海银行总行部门和地方分行之间正在进行人事换防。其中，总行部门人事变动涉及风险管理、零售银行、公司银行、科技等多个条线，地方分行人事调整涉及北京、福州、沈阳、青岛、宁波等多家一级分行。
对于王锦虹来说，首要目标则是带领崭新的队伍将这片沙滩夯实，加强内控并改善业绩。
